一、背景

近年来，随着ESG话题迅速升温，社会各界——包括投资者、监管机构、员工、媒体与消费者等——对企业的外部性影响日益关注。面对快速增长的ESG信息需求，市面上已有超过百家提供ESG评级、排名或指数的服务商（Douglas等，2017）。然而，这些评级产品在数据来源、方法和质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。我们深入分析了ESG公开数据的种类，第三方评级方法以及可能存在的局限性，并对这些局限性进行探讨。我们最后列出尚待研究的重要议题，旨在为学术界与业界提供前瞻性的研究方向。

二、ESG公开数据种类

（一）公司披露

根据监管强度的不同，我们将ESG披露分为三类：强制披露、强制但带有管理层判断的披露，以及自愿披露。

强制披露由政府监管和执行，内容标准化，涵盖公众关注的非财务事项，如工伤和污染，披露可能细化至工厂层级。由于不同监管机构制定的标准和呈现方式不同，这些数据整合难度大。

自愿披露不受监管，内容和格式由企业自行决定，常见形式包括独立ESG报告、年度报告中的ESG板块、企业官网及社交媒体等。这些披露通常缺乏外部认证，质量可能参差不齐。

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是“强制但带有管理层判断的披露”，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（SEC）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（FASB）要求上市公司披露“具有财务重要性”的信息。披露内容由管理层判断决定，因此比自愿披露更规范，但仍有主观性，且信息散见于各类财报文件中，整理难度较高。

（二）外部信息来源

ESG相关信息不仅来源于企业自身，还分散地出现在许多非企业渠道中：如政府机构披露的处罚信息、媒体发布的新闻调查数据、来自举报人（如Hemanth Kappanna 揭发大众汽车排放造假案；Ewing, 2019）以及环保主义者（如Erin Brockovich 指控PSEG造成地下水污染；Dorian et al., 2021）的信息。这些外部信息的获取具有偶发性和不可预测性：一些企业因规模大或具有争议性而更容易受到外部关注，某些热门议题也更容易引发媒体关注。近年来，一些数据库致力于整合此类信息,例如Violation Tracker，斯坦福法学院证券集体诉讼数据库，RavenPack等。

三、ESG评级的方法与局限性

（一）ESG评级方法介绍

评级机构通常收集与企业ESG相关的信息，对多个维度打分，并汇总为一个整体评价。在评级过程中，评级机构需决定关注哪些话题、获取信息的来源、评分的方式（比如采用绝对分数或者相对分数）、评分形式（如二元变量、分级变量或连续分数）、如何划定可比群体、各维度如何加权，以及评级过程是否与企业进行沟通。每家机构的理念和模型各不相同，因此最终的评级产品呈现了较大的结果差异。

（二）ESG评级产品的可信度

1）评级分歧

目前学者发现ESG评级结果存在较大分歧。比如，Chatterji et al.（2016）通过对主流评级机构进行分析，发现评级之间的相关性范围为-0.12到0.67，部分评级结果甚至相互矛盾。Berg et al.（2022）指出，分歧主要源于衡量内容（比如有些评级考虑企业游说政府的行为，而有些不考虑）和衡量方式（比如有些评级采用员工离职率作为员工指标，而有些采用员工诉讼数量作为员工指标）的差异。此外，企业披露越多，评级分歧反而越大（Christensen et al.，2021），说明评级结果与信息解读方式密切相关。

2）评级偏差

一些评级存在系统性的企业规模与地域偏差。比如，Doyle（2018）发现大型企业通常获得更高评级，部分原因是其具备更强的信息披露能力。即使存在ESG负面事件，大型企业仍可能通过其他指标“抵消”失分。此外，监管严格的国家（如欧洲）的企业评分普遍高于其他地区。这反映出ESG评级对“披露质量”的依赖，易引发规模与地域偏差。

3）评级过度简化

企业常跨多个行业经营，而单一的行业分类可能掩盖公司特有风险。采用单一衡量标准与权重忽视了企业经营的复杂性，可能导致结果不具有可比性（Doyle，2018）。

4）评级不透明化

很多评级方法复杂且不公开，使用户难以判断该评级是否适用于自己的需求。比如，Refinitiv等机构未披露如何进行行业分类，使得不同评级间的得分难以相比较。这种做法虽然提升了其评分的专有性，但降低了跨评级的可比性。

四、ESG衡量难点

ESG评级所出现的潜在问题，部分是由于ESG衡量本身所带有的许多核心挑战带来的。下面我们将列举一些ESG评级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问题和需要权衡利弊的场景。

1）实证代理变量不等于真实绩效

首先，ESG评级试图通过可观察指标代表不可观察的真实ESG绩效，但这些代理变量无法完美还原概念本身（Bouten et al.，2017），这构成了本质性挑战。

2）“伞形概念”难以量化

ESG作为一个伞形概念（Umbrella Construct），涵盖环境、社会和治理多个维度，模糊性强、边界不清，导致测量难度高（Bouten et al.，2017；Gond和Crane，2010）。

3）忽视目标难度差异

评级体系往往未区分ESG目标的难易程度。例如，完成3个简单目标的企业与完成3个复杂目标的企业可能获得相同分数，这掩盖了实际努力差异（Gjølberg，2009）。

4）过程与结果指标混用

许多评级混合使用过程导向指标（如设立相关制度、建设环境管理系统等）和实际成效指标（比如污染物排放量，员工性别比例等）（Grewal和Serafeim，2020）。评级过程中这些指标的混用可能导致企业真实的ESG绩效被掩盖。

5）刚性与柔性标准混用

全球报告倡议组织（GRI）等机构允许无ESG真实绩效记录的企业加入，而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（WBCSD）等组织要求有绩效的记录才能加入。柔性指标（如是否具备某些节能减排的政策）的可比性差，刚性指标（如碳排放量）则更具可靠性（Gjølberg，2009）。

6）信息披露不等于实际表现

ESG表现的衡量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披露的信息。然而，企业出于应对来自媒体或者投资者的压力的动机，可能会进行选择性披露，这样的透明度提高并不意味着ESG绩效有所改进。同时，大公司更有资源披露信息，新兴企业则可能因资源约束而披露不足（Doyle，2018）。

7）“重要性”标准不统一

ESG绩效衡量一般要考虑对企业具有 “重要性”的内容。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（SASB）采用投资者视角，仅关注对企业财务有影响的议题；全球报告倡议组织（GRI）则强调多利益相关方的视角，如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。不同标准影响了ESG衡量内容与结果，也反映了不同价值立场。

五、未来研究方向

1）多元化企业应如何在多行业中应用SASB行业标准进行披露？

2）企业应如何在GRI、SASB等ESG披露标准之间做出选择？

3）哪些利益相关者的“重要性”议题应优先考虑？如果针对不同信息使用者定制评级，怎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？

4）如何区分ESG信息披露质量与实际绩效？

5）ESG活动应如何按类型（过程导向/结果导向、刚性指标/柔性指标）进行赋权？

6）怎么评估企业的过程导向举措（战略，制度等）是否能转化为可衡量的结果？

7）在评级高度分歧的状况下，是否某些评级比其他评级更准确？评级的分歧是否传递信息还是仅仅是噪音？

8）评级机构与企业进行的沟通，是降低信息不对称、提高准确度还是会加剧评级的偏差？

赵珂意，永利yl23411集团官网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研究员。毕业于美国罗格斯大学，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社会责任和文本分析。主持中央高校“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资助项目”。其论文曾在美国会计年会（AAA），夏威夷会计研究会议（HARC）,新丝路会计论坛等国内外知名会议进行展示。研究成果发表于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, ESG Investing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或书籍。担任美国会计学会年会，Accounting Horizons,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, Journal of Accounting, Auditing and Finance， Journal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Accounting等期刊及会议的匿名审稿人。获得“院级优秀青年班主任”，校级优秀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等荣誉称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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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uang Albrecht, Disen, Anantharaman, Divya and Zhao, Keyi. "3 A Review of ESG Measurements and Ratings". ESG Investing: Current Theory and Practice, edited by John Hill, Berlin, Boston: De Gruyter, 2025, pp. 49-80. https://doi.org/10.1515/9783111178608-006